首先是封闭的废墟空间；在当下，封闭空间作为隔离于宏观社会背景的独立空间形态，虽然限制了观众的可见范围，却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角色之间的冲突，因而常见于《雪国列车》《恐怖游轮》《风声》等属性或悬疑元素显著的电影之中。
在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中，英雄往往处于“孤岛”般的封闭废墟空间之中，其中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易激发观众的幽闭恐惧以及创伤感知。总结以英雄创伤叙事为主导的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发现其中的封闭空间主要涉及飞机、火场、核电站三类场所。一是《紧急迫降》《中国机长》两部基于真实空难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中出现的，以飞机为代表的封闭废墟空间。
两部电影中的封闭空间都涵盖了驾驶舱与机舱两个部分，但其在镜头刻画上却存在不同：《紧急迫降》多采用平拍的方式，聚焦于英雄的机长在火花或强气流的冲击下失控的身体，以求客观地呈现处于机舱废墟的机长和乘客的无力感，凸显了灾难的严重程度；《中国机长》则将观众至于上帝视角，全景式复刻了空难的整个过程，包括四溅的物品、摇摆的乘客以及抵抗的机长。
不同的视角给观众带来了差异化的创伤感受：前者对废墟情景的强调与最终获救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观众与英雄们同频共振而感受到重生般的喜悦；后者则赋予了观众更为强烈的事件掌控感，凸显了英雄的非凡能力，有助于抚慰观众因空难恐惧而导致的创伤。
二是作为封闭废墟空间的火场；在《紧急救援》和《救火英雄》两部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中，作为消防员的两位英雄高谦和江立伟，都投身于被火焰所笼罩的工厂或轮渡之中。漫天的火海吞噬了曾经坚不可摧的钢铁建筑，使得空间沦为了由焦土所构成的废墟空间。
进入废墟之中的英雄虽遭受着火焰的炙烤，面临着被火焰吞噬、化为焦土的风险，也从未有过半分的退缩。如果说“一个特殊的战争废墟——圆明园——得到了重视和保护，成为中华民族的纪念碑；”那么，火场废墟的仪式化呈现成为了消防员英雄舞台的背景板与英雄事迹的纪念碑，强化了英雄的无畏精神，给予了观众充足的安全感。
三是作为封闭废墟空间的核电站；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福岛50死士》《切尔诺贝利：深渊》立足于核电站泄露的风险背景，聚焦于核电站这一神秘且争议的人类技术文明的象征物。
不同于所谓科学实验室的井然有序，核电站空间中狭窄的环境充斥着不可见的辐射物质和早已滚烫的冷却水，同时到处散落的电线和铁丝网，显示出钢铁迷宫与技术废墟的创伤空间状态。此外，出现故障的核电站更是为黑暗所笼罩，观众仅能跟随着英雄的探照灯看到有限的空间，这更加深了观众于幽闭环境内的恐惧心理。
越是恶劣的环境更反衬出英雄的无私品质，正是他们用肉体之躯将大众与灾难相隔开来，才抚慰了观众的创伤性恐惧。
其次是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超强台风》《勇往直前》《峰爆》中开放的废墟空间。一是《超强台风》中作为公共空间的城市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其中的现代建筑更裸露出了内在的钢筋水泥、为了四散的断壁残垣。但正是在徐市长等领导的带领下，当地居民们才得以安全转移，也因此保全了性命。
在此意义上，城市废墟既凝缩了灾难后的沧桑巨变，也承载了人们重建家园的期待。二是《勇往直前》《峰爆》里的自然空间，将人们拉回了不可预测的原始环境之中。前者的空间创伤表现为熊熊燃烧的大火蔓延吞没了整个草原、森林，同时裹挟着英雄的身体化为了焦土。后者则复现了山崩地裂的灾难情景，展示出整个小镇支离破碎的后果。
整体来看，无论是城市、森林还是山地，都作为宏观世界的创伤空间切面，强调了灾难不可抵挡的特点，却也凸显了人们在灾难缝隙下的求生欲望，彰显出顽强的人类生命力和英雄抵抗力。
除了宏观的空间创伤外，人类身体也是灾难中创伤留痕的重要载体。“躯体是表达、手段、感情等方面的具体体现和人的内在与外在经验流的可展范围。”其中，皮肤作为人类身体面积的可见性表征，在英雄创伤叙事中出现了皮肤变色、变形等伤痕修辞。
在英雄创伤叙事中，传染病、核辐射等灾难的创伤后果多投射于皮肤之上。在与传染病相关的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极度恐慌》和《中国医生》中，前者的皮肤表现为整体发红以及溃烂，后者则集中于发黑的状态。
上述差异化的皮肤创伤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病毒本身的特性，即埃博拉病毒会导致人体出热血症状，而新型冠状病毒则集中于冻伤的皮肤异变。除此之外，电影背后的文化观念也形塑着创伤表征。
红色在西方语境下具有矛盾性，既象征着热情的生命，又显示出经济学意义上的亏损。因此，电影《极度恐慌》中的传染病映射在感染者的皮肤之上，则预示着来自生命的威胁乃至赤字状态。黑色在东方语境下则是悲伤的、非法的代名词，直接警示着人类的生存。
具体到电影《中国医生》中，感染者们发黑的皮肤与纯净的身体形成对比，彰显了病毒对人类身体的破坏。最终，在传染病专家和医护人员的努力下，被感染者的皮肤逐渐从异态恢复到常态，宣告着人类与病毒之间较量的胜利，为正处于风险背景下的观众战胜疾病增加了信心。
灼伤作为人类皮肤被破坏的一种极端形态，对人们对外交往和生命安全都构成了威胁。在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中，火灾或核电站事故所导致身体创伤，多体现为灼伤甚至烧伤。在电影《烈火英雄》《勇往直前》《紧急救援》中，英雄虽然穿着专业的防火服，但在剧烈的火势之下，他们的皮肤不可避免地发黑，甚至呈现出焦炭化的皮革状态，构成了身体层面的废墟。
此外，在电影《福岛50死士》《切尔诺贝利：深渊》中，抵抗者面临着由于核辐射所导致的皮肤黑化以及由于沸水引发的皮肤灼伤的双重创伤威胁。但灾难之后，作为英雄的抵抗者成功地走出了核电站，其身体的创伤也在后续的生活中逐渐恢复。
整体来看，英雄创伤叙事主要由抵抗群体、图腾灾难以及废墟创伤所构成。具体而言，成长型、悲剧型、救赎型的英雄在抵抗动物图腾、自然图腾与技术图腾等灾难的过程中，借助神话修辞完成了拯救人类的使命，同时传递出对宗教的质疑、科学的反思以及权力的批判。
但不可忽视，作为英雄的抵抗者即使在科学的赋能下也无法全然突破肉身的局限。在宏观层面，自然空间与人造空间为灾难所侵袭，出现了焦土般的废墟状态，无法为人类提供庇护。在微观层面，直接暴露在灾难之下的抵抗者身体上，出现了不同颜色、样态的伤痕状态。虽然英雄的结局有悲有喜，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人们于危难之中。
英雄神话般的抵抗仪式，增强了人们在灾难中求生的勇气与信心，产生了创伤治愈效果。但不可忽视，过度浪漫化的灾难情节与抵抗形象也可能导致英雄创伤叙事的悬浮化，削弱了灾难电影本身的反思性，导致了创伤遮蔽的后果。
在风险频发的当下，人们可能被频繁地卷入不同类型、程度的灾难之中，其创伤的表现和记忆也随之改变。鉴于此，本章聚焦于以未亡者群体为主要人物的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灾难电影，旨在探析《泰坦尼克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太平轮(下)·彼岸》中的创伤主体、创伤缘由和创伤表现。
如果说受害者和抵抗者是灾难的直接承载者，前者反应了宿命主义的悲观思想，后者内涵英雄主义的进步取向，那么未亡者则在死亡威胁与生存希望之间反复挣扎。
未亡者作为经历数次灾难且丧失亲友的幸存群体，他们的身体虽得以延续，但心理却沉浸在悲伤之中，如同幽灵一般飘荡无依。关于幽灵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
他在开章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去世之后被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进一步发展，并提出了“马克思的幽灵”。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提及的“幽灵”概念本质上是一种超脱于肉身的精神在场。
与之相似，电影以影像的形态存在，需依托于银幕、屏幕等中介而传播，却难以被触摸，恰似飘浮于社会的幽灵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价值。此外，未亡者也作为投射于屏幕之上的幽灵而存在。他们所受到的创伤影响并未因灾难的结束而终结，相反被不断唤醒、侵袭，导致心理和生活中笼罩着挥之不去的生存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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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